发生在50年前的那场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即使对如今已届中年的人来说，大多也仅仅是从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中认知，而更多的年轻人，则是通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了解到那场战争的。今天，面对已经解密的浩繁史料，我们将目光凝聚在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作品上。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毛主席立即批示“印发全军”。于是举国上下，前线后方，无不崇敬地谈论着那个时代创造的新名词中最美丽的一词：“最可爱的人”。
今年10月21日，在西单图书大厦前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宣传周”活动上，年已八旬的魏巍被邀请到主席台入座。半个世纪过去，他的作品流传在读者中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记忆，以至于活动一结束他立即被周围的读者簇拥起来签名。
谈起当年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说，他是在1950年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半年后便接到去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的任务，告别妻儿，踏上朝鲜土地。他们小组共三人，另外两人是新华社顾问、英国共产党伦敦区的书记夏庇若同志和新华社的处长陈龙同志。他们在志愿军总部与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见面后，就前往碧潼俘虏营了解美军情况。这些俘虏多数表现出不愿参加朝鲜战争的情绪。完成这次调查任务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前沿阵地去看看，他们就到了前沿部队。在志愿军里，魏巍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事情，决心留下来。此次在部队采访历时三个月，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魏巍被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所吸引，被英雄们可歌可泣的行为所感动。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应当立即把志愿军在朝鲜抗击侵略者的情况告诉给祖国各族人民。访朝归来已是1951年2月，他调到《解放军文艺》担任副主编，便抓紧一切时间赶写朝鲜见闻和感受。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在20多个最为生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三个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事例写成的。它们既有独立性又互有内在的联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地表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文章写出后，戏剧家、《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同志看了之后，首先被感动了，他立即说，马上送《人民日报》！当时在《人民日报》担任社长的邓拓同志看后十分激动，破例决定将此文放在头版社论位置发表。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内心的共鸣，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魏巍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英魂、英雄事迹是这样伟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的签名活动没能坚持多久，魏巍体力不支，被家人搀扶着离开，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读者。他的妻子刘秋华说，第二天他们将赶赴丹东，因为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活动频繁，魏巍也忙碌起来，幸好近一段时间他身体还好，不然还真撑不住。最近，共10卷本的《魏巍文集》出版，其中有诗歌、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传记文学、歌剧，约400余万字。
一部由巴金的《团圆》改编成的电影《英雄儿女》风靡了整个时代甚至影响了几代人。
几十年过去，《英雄儿女》依然令人百看不厌，而作者巴金却是重病缠身。此间，他面对自己的疾病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积极地配合医生对他采取的各种治疗。据上海市作协的陆正伟介绍，前些时他见到巴金在病床上一边吸氧一边完整地看完了《英雄儿女》，神情十分专注、认真。50年前他曾远离家门，告别亲人来到朝鲜，同志愿军官兵一起度过了三百多个令他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回国后，他将与众多的英雄促膝交谈和在采访中收集的大量创作素材精心提炼，艺术地再现了王成、王芳、李大海等一批英雄人物形象。
陆正伟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这部作品的幕后故事：1950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延续和扩大，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下基层体验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行前准备工作，以巴金为组长的17名创作人员换上军服，乘上了北行的列车。在朝鲜，巴金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的养料，采取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穿梭在炮火硝烟中。有一次，巴金同创作组的白朗、逯斐、菡子、伊明去战地采访，由于敌机狂轰滥炸，汽车只能改成晚上出发。汽车过了成川，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为了防止暴露目标，汽车熄了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盘山公路上爬行，在同对方来车交会时，因避让不及，巴金等人坐的车翻入路旁的小沟里，所幸大伙都没伤着，但车却摔坏了。满身泥水的巴金等人冒雨跋涉才赶到了目的地。
巴金一路走，一路把所见所闻所思认真地记下来。一天夜里，一场大雨将他住的防空洞灌进了齐膝深的水，当巴金一觉醒来得知部队首长要去一五九高地视察前沿阵地时，他与魏巍决定同去。在去八连的路上因小雨打湿了眼镜，看不清路，巴金在跳交通沟时脚下一滑，整个身体被重重地摔进沟里，他忍痛往前走着，到了高地时已成了“泥人”。巴金同创作组成员在朝鲜一待就是半年。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在心中形成。1961年，应《上海文学》杂志社约稿，正在杭州休养的巴金经过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团圆》，它真挚地歌颂了最可爱的人，同时也实践了巴金当初许下的诺言，实现了自己心中的夙愿。小说刊出后，引起了茅盾、夏衍、荒煤的关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过《团圆》后，就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
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作家同样在关注着50年前的锋火岁月。《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的作者张嵩山在谈起写作这部作品的经过时说：“我在空降兵某部当了整整6年兵。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浴血上甘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但是到70年代初我入伍时，传统的延续已细若游丝，团以下干部几乎没人能讲清那场战役的来龙去脉。后来我应编辑部所约，回到阔别已久的老部队采访，无意中接触了上甘岭战役的部分原始资料，其中有句话让我浑身掠过一阵战栗：“在这两个拢共只有3．7平方公里的小山头上，敌我双方共投了10万多人的兵力。”打那以后，我的灵魂一天也不曾平静，即使在撰写编辑部约稿时，心仍留连在被炸烂烧焦的上甘岭上，无数次地想像10万多人鏖战的悲壮场面。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惨烈。一完成约稿，我就上路了，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采访。进入酷暑时节，我返回南京，冒着三伏的炎热，迎着历史的战火，精心修复还原这段被遗落在岁月积尘中的战斗。秋凉时，我终于用500多页稿纸，顺利地“打”完了这场浴血之战。此书既是对上甘岭战役的一个深沉祭奠，也是对我战斗了六年的空降兵部队的一次热忱回报。”
《远东——朝鲜战争》已发行了10万多册，是较受读者欢迎的一部作品。作者王树增除了反映一些高层的斗争，更多的笔墨是放在双方战场上，把战斗的细节写到营、连、排，而且把每一场战争都放到一个时空里去表现，更反映出战争的残酷性。评论家汪守德说，这部作品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具有史笔的价值。作者是站在人类战争文化的高度，而并没有局限于以前我们怎样看待这场战争。这就给予我们一种很深刻的启示，它标志着中国作家的一种成熟，只有具备了世界性的视角和胸怀，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评论家周政保说，近几年出了很多纪实性的作品。从报告文学的角度来写，有很强的新闻性。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文学有质地的差别。战争时期的作品对鼓舞民族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作者处在抗战热情的历史时期，作品相对“单纯”一些，对战争本身没有多少思考；后来的题材转向纪实的多一些，这个过程是回忆战争重要的一步，对作家来说很重要，真正可以冷静下来，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与经历过抗美援朝时代的老一代作家相比，当代作家以相对成熟的眼光看历史，对历史战争民族精神思考的成分浓厚得多，有更多的反思，对战争的反映比较完整，更接近战争。两个时代，两种人的思维方式、精神态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项小米说，《远东——朝鲜战争》和《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分别写了抗美援朝的两个阶段。前者只写了五次战役，后者写了上甘岭，不论侧重哪一部分，两者张扬的东西是一致的。今天看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精神仍然是今天的军人需要的，看了后会从中得到很多东西。我历来认为作家的作品要放在那个时代看，今天看过去的作品可能有些幼稚，现在的作品是大胆地向前推进了。但那个时代的作家是亲历过战争的，所以写散文的多一些。小说和纪实文学的功能不同，纪实文学兼有新闻性，用事实本身打动人，反映的面更大更多。
一部伟大的作品需要一种伟大的阅读方式，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远离战火的年代，应该用心灵来阅读一次50年前的人们的心灵和思维方式，来真正品味一下那种曾在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中存在过的高度。
 |
